□陈自强（湖南工业大学）

宝马MINI又道歉了。4月21日，MINI中国发布声明，称此前视频里4、5个“老外”是公司同事，而它们领取的冰淇淋则是MINI官方为同事预留的，也披露两位礼仪小姐姐是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据媒体此前报道，在4月18、19日举行的上海车展上，宝马MINI工作人员以“发完了”为由拒绝给中国访客放发冰淇淋之后，却为之后的几位外国人提供冰淇淋，这样区别对待的做法引发热议。

暂不提宝马MINI最新的这份公关稿有多糟糕、道歉态度是否真诚，笔者认为，一个小小的冰淇淋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争议，则在于视频里“区别对待”的做法，击中了长期以来我们社会的痛点，宝马MINI的做法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无数外国人在华得到“超国民待遇”的现实，这是这起事件背后的舆论和社会心理基础之一。

(资料图)

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在于，宝马的外企身份让这起事件更容易滑向此前“辱华事件”的舆论逻辑，简单地以敌我来看待问题，紧接着就演变为抗议、抵制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但这样看待这起问题，容易简单化，容易忽略背后的真问题。宝马的外企身份在朴素的民族主义情感下，容易将这种区别对待看作是对国人的歧视；但以民族主义为透镜，则不能回答为什么舆论如此反感这种对外国人优待的行为，尤其工作人员还是中国人的情况之下。

拨开表层民族主义情感暧昧的迷雾，公众的不满背后指向的是一种朴素的普世平等价值观，即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人特权，这则是以此前一系列外国人在华“超国民待遇”的社会现象为舆论基础，即在过去的几十年，有关外国人在华的“超国民待遇”的现象屡见不鲜，改革开放四十五年，我们社会依旧走不出一种“外国人神话”。

在美籍作家何伟的非虚构作品《江城》里，他记录了自己在改革开放初期从美国来到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小城里教书的经历，由于他是当时城市里唯二的外国人，他则成为了学校和政府任何活动的座上宾，受尽优待；诚然，彼时中国才向世界敞开大门，对外国人不了解、不熟悉，多抱有一种热情的“神奇想象”。

可直到现在，我们似乎依旧走不出这种“想象”，例如“外籍友人丢手机，民警15分钟帮找回”这样的报道层出不穷。在去年上海封城期间，上海六院公号发布了一篇文章《新冠疫情笼罩下的“丁丁保卫战”》，宣传医院为了救治外国人士，惊动八位“大员”的“丁丁保卫战”，更是引发网友巨大的愤慨。

在笔者较为熟悉的教育领域更是如此，例如当中国的孩子为了考上大学挤破了脑袋走独木桥时，外国人则能以超低的条件进入中国的优等大学，这也吸引了许多人为了上中国的好大学，先改国籍再参加专门的外籍学生入学考试；抑或是某些大学饱受争议和诟病的学伴制度，打着“互帮互助结对子”的旗号，却为1个外国留学生配对3个校内学生。

此外，甚至在部分展会行业或者商务活动，会招揽一些长着西方面孔的外国人去参加，会报销差旅并支付报酬，而任务也很简单，什么也不用做，以西方人的面孔出现让人拍拍照宣传宣传就好。

上述的多个事件，公众舆论都有很大的反对、批驳“优待外国人”“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声音，但最终湮没在信息之海里。回到宝马MINI事件中，民族主义也许是导火线、放大器，但背后则是对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郁结了太久太多的不满。宝马MINI发布声明，“几位老外是员工，其拿的也是专门为员工准备的冰淇淋”，声明并未成功引导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在于，公众对于“优待外国人”的想象已经根深蒂固，“哪有那么巧的事，就只给外国人呗。”

愤慨里不全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感，还有一种追求公平的信念。宝马MINI事件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契机，对全社会的外国人“超国民待遇”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一次检视，也值得我们反思，如果对内不能将外国友人与国人一视同仁，又怎么能批驳来自外部的歧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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